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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7

【MIC專欄】科技民族主義對台灣產業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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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近年地緣政治、俄烏戰爭、新冠變種病毒導致封城或塞港等問題造成全球供應鏈失衡。在一個世界、二套系統體制下,美中貿易與科技競爭要素更進一步側重於如何確保自身優勢,與如何避免關鍵科技發展落後,或者受制於他人等「不利於本國」的情況發生,衍生了另類的民族主義興起。「科技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意指一種國家科技發展的意識型態,意味著國家的總體科技發展方向將與民族主義產生共伴效應,科技也成為了實現某種國家戰略意圖的一種手段,甚至成為國家主權、同盟邊界繪製的判斷準則。


「科技民族主義」會隨著不同時間、脈絡而產生不同的演繹,但無論是哪一個時間,可以發現到科技民族主義具有四個特徵:第一,國家科技政策,尤其高科技政策,具有由上而下的方向與目標;第二,技術自給率、國家於全球競爭位置等,被視為是評價政策成果的指標:第三,為達到目標、成果,國家會聚焦相關的資源與支援體系;第四,科技政策的正當性,會與國家主權、國家認同,甚至是國際聯盟、敵我關係等價值與意識相互扣合。


舉例而言,全球已將半導體產業視為戰略資源,各國政府如美國、日本、韓國、歐盟與中國大陸等紛紛推動半導體產業振興相關政策,試圖扶持本土半導體製造產業以及加強與海外半導體產業合作。除廠房設備補助與租稅優惠外,在先進半導體技術的研發投資也是各國高度關注重點;又,歐盟甫於6月初正式通過提案,強制要求未來在歐洲銷售的智慧型行動裝置等必須統一使用USB Type-C充電規格,相關規定將於2024年秋季生效;再者,在數位經濟時代下,諸多國家亦制定了關於數據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傳輸和不得傳輸等標準規範,或者強勢企業可能濫用其市場地位主導商業競爭規則,例如Apple最新的隱私保護功能不適用於中國大陸,而荷蘭監管單位則迫使Apple修改約會APP的支付方式等。


在大國博奕與科技民族主義情境下,對台灣產業造成的可能影響有五:第一,部分高階技術或產品將更難藉由常規的商業化手法來取得與移轉,例如投資或併購,預期將面對更強硬的「嚴格管制」;第二,部分關鍵技術、產品取得成本,如單一價格、授權成本也可能提高,或「更集中在少數的供應商」之中,成為企業供應鏈的主要風險來源;第三,多數國家預期會從關鍵技術「自給率」的角度來定義國家安全,並且轉向支持本國廠商,形成類似「保護主義」的氛圍,也可能要求海外廠商至當地設廠,抑或要求跨國技術移轉以提升自給率;第四,企業營運與夥伴關係預期將受到更多「資訊揭露」的壓力,尤其是關鍵技術、零組件與原物料,其銷售對象、客戶亦成為審查的要件;第五,部分企業商業競爭情境可能進一步掩蓋在國家安全、民族主義的論述之下,如何取得企業的產業發言權,需要投入更多的「政治經濟」視角,來進行企業競爭策略的擬定。


科技民族主義絕非僅是國家、產業層級的競爭,反映在企業層級,可以被理解成為多重企業營運「成本」的提升,企業維運也必須考量到更多被隱藏的政治經濟要素。或者更準確來說,科技民族主義只是讓我們理解到過去那個「世界是平的」並非是歷史終結的樣貌,而如何在處處「阻礙」的世界尋求發展,才是企業必須擁有的省思。最後,套用經濟學之父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提出「an invisible hand」所主張的自由市場機制或反對政府干預措施,科技民族主義的這隻看不見的手恐怕只會「too big to be invisible」。


(本文作者為資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 施柏榮 與 產業顧問 朱南勳合撰)